监管当局还应加强在跨境机构处置和危机管理、反洗钱、宏观审慎管理等方面的监管合作，更好地维护区域金融市场信心和金融体系稳定，防控风险。
恰恰相反，要保持币值的稳定，发行国的对外净资产（即累积的经常项目余额）必须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正值上面。三是本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具有在全球范围有效配置资源的能力。
其实质在于：信贷所支配的资源被浪费在无效率的项目上，债务人的利息支付意味着资源暂时从地方向银行转移，但最终贷款坏账会导致了地区经济、银行部门与国家满盘皆输的格局。但是，央行这一改革逻辑存在理想主义色彩。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凭借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优势，引进外资和技术得到了快速的增长，来料加工产业创造的增加值绝大部分体现为对外贸易顺差，需要以国际储备资产的形式实现其国民财富的积累。就如亮丽的事物常常有其阴暗面一样，中国采取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在促进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给自己造成了储备资产价值和货币主权的损失。国内外套利空间巨大，资本流入与流出的动力同样强盛，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触发金融危机。
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一家银行的作用：借短贷长。这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已经在全球推进了以产业链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分工，中国参与其中的加工组装位置使得在中国境内创造的GDP或增加值必定以贸易顺差的形式实现。财富分配、收入分配和消费分配 对于人类来说，财富分配、甚至收入分配本身不是问题的关键，更为关键的是消费分配，因为不管是经济学理论还是现实中，每个人的幸福或效用直接取决于消费，而不是货币收入和财富本身
当然，对于皮克迪说的我们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年代以及未来世界将进入前所未有的拼爹时代，这一结论值得商榷。今天的国人不出国门，就可以通过互联网学习耶鲁大学希勒教授的金融学课程。在2013年发表的一份很有影响力的研究中，芝加哥大学Meyer和Sullivan两位教授发现，从2000年到2011年底，美国最富10%跟最穷10%的收入比累计增加了19%，原来前者的收入为后者的5.3倍，最近上升到6.4倍，也就是收入差距恶化了近五分之一。网络医疗的进步，使得以前只有达官贵人才能享受的医学会诊，普通人也能享受。
但是，基于金融资本的PE基金、创业投资基金也使众多草根出身的创业者成为亿万富翁——李彦宏、马化腾、俞敏洪等这些新一代亿万富翁，如果我们还是处于没有货币化的土地财富和产业资本时代，他们即使再有能力，也不太可能实现自己的创业梦。虽然过去500年国与国间的贫富差距加大很多倍，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从中国、印度到非洲国家，各国人民的生存状况同期间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善，既走出了野蛮，又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好地解决了温饱。
因此，就有了基于信用货币的现代经济之前人类社会普遍鄙视商业、鄙视创业。如果土地分配非常不平等，那么社会收入的分配结构也会变得越来越不平等。当然，到上世纪80年代冷战结束时，富国跟穷国的差距更大了，成为穷国更大的发展压力，这在相当程度上造就了中国的崛起、成全了金砖四国。我们中国人常说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财富规模达到一定的水平之后，对财富所有者的生活其实很难有实质影响，但消费是更为直接的，是每个人能感受到的。
道理在于：一个人不会因为他是亿万富翁而每天吃100顿饭或者大热天穿100件衣服，吃多了会发胖，穿多了会过于麻烦、也太热。当然，也可以像计划经济那样禁止货币化、金融化，使经济活动完全实体化，亦即让收入和财富都只能以粮食、动物肉、鱼、衣服、房子、土地等实物体现，使人类交换也只能按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皮克迪教授的数据显示，正如马克思和其他19世纪学者所说的那样，19世纪的工业革命使财富逐步往少数人集中，资本收益相对劳工收益的比值日益抬高，这个趋势到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也就是第一轮全球化结束之前达到顶峰(美国是例外，它的贫富差距要到经济大萧条之前的1929年左右才达到顶峰)。那样，创业、商业就都成了零和博弈。
在笔者1986年刚到美国时，感受最深的事情之一是：在那里，你很难根据一个人的穿着和吃的东西判断他的财富水平，因为不管穷人还是富人，都能有钱买到差不多的基本生活品。一些国家先富很多，穷国也得到好处。
第二，旱灾、水灾、地震、战争等天灾人祸会短期冲击收入分配，但会更加广泛、深入地打击财富分配结构，财富越多的家庭受天灾人祸尤其是战争的冲击就越多，因此天灾人祸时常使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出现巨大分化。每个时代的学者都会为贫富差距担忧，尽管回头看，过去许多担忧是多余的。
腾讯股权、阿里巴巴股权所代表的金融财富不是靠取代或挤压其他财富所得，是中国财富的纯增量。所以，对于现代社会，只要消费差距不失控并且低收入人群也能有体面生活，其他差距不一定只是坏事。可是，过去的土地分配不平等、工业资本分配不平等并没有将人类带向毁灭性革命，资本主义继续调整适应至今。在20世纪初的欧美，10%最富的人占社会总财富的46%。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的新著《21世纪资本论》，就试图克服过去的缺陷，应用量化历史研究范式，通过收集自18世纪以来法国、英国、美国、日本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家庭与个人财富资料，对多国跨两个多世纪的财富分配与收入分配图景进行详实分析和解读，让我们更加客观地看到了人类社会财富分配结构的变迁历史。遗憾的是皮克迪教授只关注财富分配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的历史变迁和未来走向，但没有谈到消费分配的变迁史，这是其著作的一项缺陷。
由此可见，19世纪以来不断深化并丰富化的金融革命与20世纪兴起的现代政府社保体系，真正使消费分配与财富分配、收入分配出现分离，后者可以越来越往少数人手里集中，但消费分配照样能保持稳定、甚至变得更加平等。但在中国，除了宗族血缘网络内的互助救济外，其他民间救济有限，政府福利也缺，因此收入差距更容易变成消费差距，进而更容易激发社会动荡。
可是，社会学家托米·本特森、康文林与李中清等学者在编著《压力下的生活：1700－1900年欧洲与亚洲的死亡率和生活水平》中谈到，到19世纪后期，中国农村的土地分配差距和收入差距远低于瑞典、比利时、意大利和日本的乡村，按理说这些西欧国家和日本更可能发生农民革命或其他社会动乱，但实际情况相反，是中国发生了更多动乱。因此，战争等天灾人祸可以重创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的相对关系。
假如一种病毒一旦感染上就需要1亿元才能治疗好，而每个人每年有千万分之一的概率感染上，也就是说每人每年有10元的预期治疗费。在那时期的李嘉图看来，随着人口和产出的双增长，土地只会变得更加稀缺，土地价格和租金收益只会越来越高。
在价值的度量衡被信用货币化、财富被金融资本化之后，由于信用货币量、金融资本量不受实物量的制约，社会的金融财富总量是没有上限的(就像从中国金融财富总值在数量级上不断上升中所看到的那样)，每个人可以追求的收入与财富也没有上限，尤其重要的是企业家、创业者所能得到的财富不一定是以挤掉别人的财富为前提，而是纯粹的新创造。贫富差距带来发展动力。这两位教授的研究也基本印证了笔者之前的生活感受。在孔子之后的2000余年，从诗人、词作家、小说家到思想家，关于贫富差距的论述数不胜数，但都是基于生活中的局部观察、感悟而发，不是基于系统的长时段大样本数据，更不是基于严谨的量化分析。
第三，由于各类保险、退休养老基金及其他投资基金等金融产品的丰富发展，加上政府保障体系的建立，收入可以因天灾人祸等风险事件而波动起伏，因生老病残而变化莫测，但消费却能保持平稳，进而使收入分配可能非常不平均，但人际消费差距却可以相对较小。于是，在今天的世界，谁掌握更多的金融资本，谁就更能在收入竞争中胜出。
我们可能都希望自己像姚明那样打篮球、像爱因斯坦那样做科学、像盖茨那样做电脑，但自己的天赋如何已经是既成现实，无法改变。从皮克迪、斯蒂格利茨到其他学者，都认为改变资本制度是纠正收入差距的根本出路。
可是，最富10%人的消费跟最穷10%人的消费比同期间下降了，2000年时前者的消费为后者的4.2倍，最近下降到3.9倍。既然这样，皮克迪教授对世界贫富差距会失控恶化的担心是否是多余的？正如库兹涅兹所阐述的，贫富差距的短期恶化或许是特殊发展期的特殊现象。
即便是穷人，其绝对生活水平也有显著提高。按照历史学家麦迪森的估算，公元1500年时富国人均GDP大约为穷国的1.5倍，到工业革命早期的1800年，富国人均收入是穷国的4倍，到1900年这个差距扩大到10倍，而在2000年时则超过20倍。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三口人的家庭需要存满3亿元才能完全防范这一病毒，否则，如果全家三人都感染上，就会给全家的财富和收入带来极大冲击，消费会难有着落并挑战生存。而之所以是这样，是由于他们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财富分配上。
新兴行业也为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共享、消费均等化，特别是在缩小不同收入人群间的知识与信息鸿沟方面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条件。IT业的产品在销售到一定的数量、获取必要的收益之后，再免费提供给民众，也是零成本的，等等。
可是，两次世界大战缩短了富国穷国的收入差距，也因而减轻了穷国的发展压力，后发优势没有得到发挥。这一状况不是偶然，而是制度设计的必然： 第一，定位于人人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
因此，财富差距一般都远大于收入差距，而收入差距又大于消费差距。如果没有两次大战的减压，或许中国等金砖四国那时期就能利用差距快速追赶，而不是要等到1980年之后。